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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健康守护生命——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
发布日期:2017-08-24 字号:[ ]

  

  “人生就像一本书,‘生、老、病、死’这四个字所代表的就是其中几个重要的章节。”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认为,健康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周期之中,促进健康应该成为全民、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同时应重视发挥医学人才健康守护者的重要作用,助力健康中国建设。近日,《中国政协》的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健康也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您认为建设健康中国,我国医疗卫生系统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刘玉村:我想先从“生、老、病、死”——人的生命周期四个的关键节点谈起。  

  生,要“怀得上、孕得顺、生得好”。国家二胎政策的全面开放,给妇产科、儿科带来新的思考,并提出新的挑战。现在是“建档难、生育难”,此外有限的产科医生承受超负荷的工作任务和精神压力,以及不断出现的儿科“闹医荒”,这就要求,一方面要加大硬件设施投入,另一方面要注重产科和儿科等急缺专业医生的培养。

  老,不应绝对以年龄划分,“80不老”,失能则为老。所谓的养老养的是老年病人,不是养的老年人。我所工作的北大医院就有多位八九十岁高龄的老医生还在出门诊、查病房。国内目前的养老和医疗分属两大体系,现有养老机构多采取“医养分离”照料模式,患病、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医疗供需矛盾突出。养老与医疗的结合,不是先有养老机构,再建家医院,就结合了。要实现两者的结合,养老机构本身就要设置医护团队,以解决养老者的健康需求,这样的团队我们还少之又少。

  病,不要说看病难、看病贵,要说“看得上、付得起”。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格局,百姓就医多习惯选择大医院,造成大医院医务人员长期高负荷,基层医院却门可罗雀。大医院医疗资源集中但也面临人才结构不合理,而基层医疗资源稀缺和不均衡已成为通病。尤其是县级医院的病理科、麻醉科等面临着人才的严重不足,这些“幕后”科室的人才滞后直接影响了医院的诊疗水平和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进程;基层的全科医学人才更是总量不足、结构不优、质量不够,也成为制约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实行的瓶颈。

  死,要“走得静”。要让生者理性地面对死亡,让逝者安详地离去,这里就要提“安宁疗护”。这是一个由医生、护士、心理师、社工等多方人员组成的团队,给予临终患者积极而整体的照顾,让病人不痛苦、社会资源不浪费。随着疾病谱的变化,推进安宁疗护不仅是迫切的社会需求,也是重要的民生工程。目前,我国缺乏相应的准入标准和待遇标准,缺乏相应从业人员的培训机构和继续教育。

  记者: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们常说“养老送终”。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老年人的“养”更加重视;然而,对于“送”,也就是如何让老年人安详地走完生命最后的旅程,在认识上还存在不少误区。对此您怎么看?

  刘玉村:说到底还是个观念问题。中国有句俗话叫“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句话千百年来深入人心。对于身患绝症的老人,病情是每况愈下、不可逆转的,明明知道生命无望不可挽回,家属还往往要求“不惜代价”,花费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今天做这个治疗,明天做那个治疗,不仅老人十分痛苦,也消耗了大量公共医疗资源,给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大家内心里有这种传统观念,怎么也得“赖”活着。然后死了还得“厚葬”,你看那些挖掘出土帝王将相的古墓,这里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死亡的态度——对死看得过于沉重。

  所以,我希望文教宣传领域,尤其是你们媒体人,一定要把“生、老、病、死”这几个字多做解读,特别是对“死”,要让人们理性地面对死亡——这只是人生的一个环节。我觉得,不管多大年龄离开这个世界,只要你来过了,贡献过了,无论贡献是对国家、对家庭还是对个人做出的,都算不枉此生。因此,一定要宣传对待死亡的正确态度。如果这件事情做好了,从经济的层面说,会为社会节省很多资源,为家庭减少许多负担;从社会的层面说,是对人们的一种文明教育,也对社会文明的一种考验和提升;从文化的层面说,对于死亡的正确态度实际上是中国人对于死亡哲学的改变,这种改变对中华文化是一种良性的促进。

  记者:谈到安宁疗护,您的理解是什么?

  刘玉村:我觉得安宁疗护这个概念提出来,主要基于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如何让老人“走”得不痛苦,这应是个最基本的需求;更高的一个层面,就是如何让老人“走”得安静、体面、尊严。

  安宁疗护是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志。如果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不了这个地步,顾得了生,顾得了病,顾不了老和死,谈安宁疗护就为时过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不仅应该体现在老有所养方面,更应该体现在对于临终老人、失能老人的照顾上。中国已然到了这种程度,倡导安宁疗护恰逢其时,不早也不晚。做得太早就是纸上谈兵,不做是跟不上社会需求,不适应社会文明进步。

  我举自己亲人的一个例子,前年,我家一位90来岁的老人被诊断身患胃癌,并且已经扩散转移,一开始医院对老人进行了积极的介入治疗,一个月后评估发现没有效果,那么后面再要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式时,全家就要达成共识。因为我是学医的,就听我的呗。所以我们就采取了一个对症的、减少痛苦的治疗方案。也给他用一定的药物,比如镇痛、升压的,但绝对不是高强度的。当老人出现了肾功能衰竭,我们没有给他做透析,透析插管子会弄得他痛苦不堪。我当时是医院的院长,完全可以动用各种医疗手段和资源,反正老人花的是自己医保的钱。但是我坚持这个原则———该做的做,但是不要做得太过、太极致,如果老人心跳停止之后不要去搞心脏按压、复苏那套东西。从发现病情到老人离世,三个月的时间,老人没有什么痛苦,走的时候很完整、很安详、很干净,家人心情也很平静,都觉得对得起老人,没有过多花费国家医保的钱,我们心灵上也感到很安慰。

  记者:您认为,应当如何解决当前医学人才资源缺乏、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刘玉村: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念好医学人才“引、育、留”三字经。

  一是政策鼓励“引”人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服务于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中国建设不在高端,而在基层,必须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原则。分级诊疗“抓两头,放中间”。基层社区要“看好家、守住门”,大医院要“容得下,照顾好”。大医院的人才比较集中,现阶段重要的是建立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卫生人才培养体系。全科医生是我们基层医疗的“守门人”,因此,国家应继续加强支持全科医师的培养,通过政策倾斜、制度倾斜,吸引更多的医学生。

  二是多措并举“育”人才。推进医教协同,建设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三阶段有机衔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建议适当调整综合大学内医学院的管理体制机制,在发挥综合性大学人文素质教育优势的同时,赋予医学院相对独立的办学和管理权限,以及对附属医院的管理权,让附属医院真附属。适度调整医学院校的招生规模,对于较好的大学医学院招生规模普遍较小的现象加以改善,对优质教育资源给予招生额度等政策倾斜,充分发挥优质资源的优势作用,培养高质量医学人才。国家卫计委优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特别是对儿科、产科、病理科、麻醉科和精神科医生等的培训加大力度,吸引更多医学毕业生进入上述的专业轨道,既关注当下又着眼长远。此外,做好医养结合、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等专业技术培训教育,积极支持发展相关朝阳产业。

  三是优化环境“留”人才。对于医学人才,高中毕业生要“招得来”,医学院校要“培养好”,医疗机构要“留得住”。通过深化医改,让医疗行业有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让医务人员有职业自豪感和荣誉感,让更多的优秀高中毕业生选择学医,让更多的医学毕业生留在医生岗位上服务于社会。

  来源:《中国政协》

  编辑  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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